[陈树德] 结构之争需要澄清的问题

二传手 · 发表于 2006-9-28 08:39

结构之争需要澄清的问题
陈树德
 对联作为格律文体，需要遵守严格的规则，这些规则我曾经简要地归纳为“对联三原则”：即结构相同、词性一致、平仄相对。这三条规则虽然还没有经过“钦定”，但也是约定俗成，为广大联家所认可。
近来开展的“结构”之争，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。
一、不能用感性对待“结构”
对联中使用“结构”约束，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，而是历史进步的必然。因为在“语法结构”概念没有出现之前，人们做对联只有“对类”和“平仄”两个要求（“联义”暂时撇开），是近百年由于外来文化的融入，由于“治语语法”的出现，“结构”和“词性”才进入了联家的视野。1898年，马建忠摹仿拉丁语法，写成中国第一部文言语法，书名叫《马氏文通》，开创了汉语语法的先河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汉语语法研究进入高潮。1955年中央政府公布《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》，1981年又公布《中国教学语法体系提要》，“汉语语法”才正式形成。而古人做对联主要依靠“对类”，同时将字或词划分成若干“门类”，这安全是为了对仗的需要，局限性很大，且很不规范，很不完整。明代屠隆的《缥缃对类大全》将“对类”划分为十九门，王力的《汉语诗律学》将“对类”分成十一类共二十八门，但都是举例，真正罗列的汉字都不到2000个。今人要继续使用“对类”去做对联，实在是行不通的。现在所有的汉字都有了“词性”界定，又有权威的字典作查考（如中国语言研究所编撰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），在对联中使用“词性”取代“对类”，已经没有其它的选择余地，“词性一致”也就成了对联的基本原则之一。
然而“词性”和“结构”是相伴生的，没有“汉语语法”也就没有“汉语结构”，没有“汉语结构”，也就没有“汉语词性”，所以不能只取“词性”而舍弃“结构”。既然对联采用“词性”是唯一的选择，那么采用“结构”也是唯一的选择，二者不能分割，“结构”+“词性”必须配套。
现在有朋友认为“结构”是一种“约束”，纯粹出于感性的理解，而缺乏理性的考辩。感性者，只凭感觉出发，因为觉得“结构”太严，便得出“作茧自缚”的结论。理性者，撇开主观感觉，从历史的、进步的、科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在对待联律的问题上，我们应该多点理性、少点感性。顺应历史潮流，才能符合与时俱进的原则。
二、不能简单划分“宽”与“严”
首先，“宽”与“严”是相对的概念，没有严就没有宽，而严是原则，宽是变通。就对联来说，“严”就是联律，“宽”只是在遵守联律基础上的变通。对于“结构相同”，首先要承认它是原则，然后才能说变通。联律不是没有变通，例如“平仄相对”是联律，“一三五不论”就是变通。本人根据“平仄”在对联中主要用于对仗的论点，提出“出言无忌，对句当规”，实际也是变通。还有“自对”、“借对”、“磋对”在格律上的放宽等，都属于变通。例如师进通先生所举“宽对”的一些例子（见《对联文化》总第八期），有些连绵词本身就是并列结构，如“蜿蜒”、“蓬莱”等，如果在《联律》中规定，“一般连绵词可以视作并列结构”，未必不行。这样，“宽对”与“严对”的矛盾也就统一了。
再说宽严的原则，该宽的宽，该严的严，这是确定宽严的前提。成都武侯祠的著名对联不是说“不审势，即宽严皆语”吗！对联是格律文体，没有严格的约束就变成散文了，这就是“审势”。古人在没有出现“语法结构”以前，为了求得“工对”，必须要求“对类一致”，规定“天文”只能对“天文”，“时令”只能对“时令”，甚至“方位”只能对“方位”，“人伦”只能对“人伦”，“连绵词”只能对“连绵词”……这样的严，虽然近于苛刻，但在没有“结构”+“词性”配套之前，为了保证对联格律的纯正，是必须的，也是可行的，在“工”的要求下允许“宽”，所以也实行了上千年。现在根据“汉语语法”的理论，将“对类”放宽到“词性”，即使再加“结构”的约束，我认为比单一的“同类相对”还是放宽了。
三、正确运用“结构”相对
对联中运用“结构”的原则，是针对整句还是针对“词”“字”？我以为主要是后者。
第一、对联使用的是艺术语言，不同于口语，也不同于散文，更不同于外语（“语法”和“词性”都是引进外国语言文化的结果）。诗词、楹联的语言，除了要精炼，要言简意赅，一字千钧外，还有对仗上的约束，意境上的需求，“比兴”手法的运用等等，使得对联的句子成分，不是“缺这少那”，就是“颠来倒去”，其语法结构和一般口语或散文，大相径庭，用标准“语法公式”去“套”，会产生很大的困难。王力教授在《汉语诗律学》中，对诗的语法结构用了120多页的篇幅进行阐述，单五言诗的“句式”就归纳出95个大类、203个小类、340个大目、400个细目，同时说明“这些类目，当然不能包括所有一切的句式……和所能分析的句式的数目尚差甚远”。因为还有七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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